士在中国古代泛指读书人、文人、有学问的人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统、道统的创造者及传承人。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个独立的阶层，其生存并不依附于统治者或权力集团。并非像秦、汉以后的士完全“卖身”与官场，除了攀援在权力体系上没有其他出路，只能做皇家的奴婢。先秦的士与国君讨论天下大事、共商大政方针时，都是坐在国君面前说话，几乎与国君“平起平坐”，并非像后来的廷臣那样毕恭毕敬地站在皇帝面前待命；也没有后来的士那种在统治者面前唯命是从、诚惶诚恐的心态。先秦的国君在士的眼中，不过是个为了实现自己胸志抱负而可利用的对象，一旦不好利用，便“好干就干，不好干另寻高就”，因为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。所以先秦的士有着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，有着自己的理想，有着与统治者不相干的自身的精神诉求，形成了士独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品质，所谓“士人精神”是也。实际上“士人精神”在先秦并不仅仅局限于士的阶层，而是受到全社会的推崇，并成为先秦贵族阶层效法的人生圭臬。

　　知耻是人类道德的基石，是社会良好风气的源头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品质。人一旦不知耻了，必定堕为类似动物的“非人”，什么丑事、恶事、无人性的事，都干得出来。所以先哲言简意赅地告诫世人：“无耻之耻，无耻矣！”所以我们的先人将知耻视为“士人精神”的灵魂，是士人为人处世的生存底线，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原始动力。因为知耻，士人才有了：“见侮而不斗，辱也”的理念，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的气节，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意志，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”的操守，“良将不怯死以苟免，烈士不毁节以求生”的信念，“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”的天则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追求，“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坚守，“言无常信，行无常贞，唯利所在，可谓小人矣”的训诫，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侠义，“男儿马革裹尸还”的壮志，“还我河山”的气概，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，“违千夫之诺诺，做一士之谔谔”的风骨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执着，等等。

　　可以说，先秦的“士人精神”是独立于权力、国君之外的人格风貌。但是，后来这种以知耻为灵魂的“士人精神”，在始于秦汉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下，成了脆弱的流风余绪，仅在书本上及个别人身上延续着它的香火，待到最黑暗、最残酷的满清文字狱肆虐时期，“士人精神”几近灭绝。1840年大英帝国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耻辱，却也唤起了这个民族的觉醒，凡有见识的士人都发现，满清统治赖以存在的专制主义是一种落后、腐朽的体制，朝廷中一些开明的高官也认识到只有开展“洋务”才是出路——西风东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愈演愈烈的。濒临消亡的“士人精神”在晚清时期的西风东渐中如枯木逢春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助其发扬光大，终于在民国初叶一代有着留学欧美背景的知识分子那里，被深化成一种新的“士人精神”，且在整个知识界、教育界发展为一种普遍奉行的价值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