词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兴起于隋唐，全盛于宋代。在以“和县猿人、霸王祠、天门山、陋室”四大历史文化为代表的安徽和县，有一位叫张孝祥的乡贤，不仅是南宋初期着名的爱国词人，更是位刚正不阿的清官廉吏。

　　张孝祥，字安国，号于湖居士，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年）廷试状元。张孝祥高中状元后不久，曹泳见其有才，想拉拢他进入自己的“圈子”为己所用，便提出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张孝祥早知此人系秦桧亲党，贪暴成性、无恶不作，不屑与之为伍，对提亲一事根本不予理睬。

　　当时，朝廷官员惧怕秦桧，担心惹祸上身，岳飞蒙冤之事，虽然对他们触动极大，但却不敢公开为其鸣冤。在新科进士聚会的地方，张孝祥挺身而出为岳飞鸣不平。事后，他的好友劝他不该如此锋芒毕露，会得罪人的。张孝祥却理直气壮地表示：“无锋无芒，我举进士干什么？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，我举进士干什么？知秦桧当政我怕他，我举进士干什么？”三句反问，斩钉截铁，干净利落，彰显出他敢于仗义执言、同奸猾之人格格不入的高贵品格，如今听起来仍令人拍案叫好。

　　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，张孝祥第一次入宫觐见宋高宗，建言高宗更化朝政，不能苟安现状。这只是张孝祥向朝廷建言献策的开始，在随后的任职时间里，他从国家利益出发，屡上奏议，提出了许多建议。如围绕加强部队管理、奖罚得当，他认为奖赏与功劳不相当则不如不奖赏，惩罚与罪过不相当则不如不惩罚；立足富国靖民、收复失地，他认为确立志向应坚定而不是急于求成、成功在于努力不懈而不在迅速见效，制定和颁发法令，贵在贯彻执行等。

　　在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，张孝祥虽然几易官职，但他每到一处，都以造福百姓为己任，官声卓着。张孝祥知抚州，“莅事精确，老于州县者所不及”；知平江府，“事繁剧，孝祥剖决，庭无滞讼”；知潭州，“为政简易，时济之以威，湖南遂以无事”；知荆州，“内修外攘，百废俱兴，虽羽檄旁午，民得休息”。

　　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，张孝祥出任抚州知府。他一上任，就深入民间，体察下情，尽力减轻百姓的负担。漕司催交租税，他一再恳求体恤“里闾凋瘵（意为贫苦）之民”，放宽期限。翌年三月转任平江府（今江苏苏州）提举学事，恰逢平江大水，州县不顾百姓死活，仍然催讨历年积欠的租税，他两次上奏，请求朝廷蠲免或缓缴当年以前所有欠租。由于他的努力，朝廷从其所请，使得万千灾民得以活命。

　　尽管仕途坎坷、几起几落，但张孝祥初心不改，始终保持清廉本色，正如他在《柳梢青·碧云风月无多》里写道：“莫被名缰利锁”；又如他在《诸公分韵》中感叹：“士为一饱谋，悬知不同道。”做官如果就是为了追求利禄，那可不是我的同道。当时京口多景楼落成，邀请张孝祥题写楼匾，并以白银二百两作为润笔之资，张孝祥婉言谢绝。他不仅如此严格要求自己，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同僚，做官要坚守节操，始终廉洁奉公。他在送自己的幕僚张立之到临江做判官时，赠言“炎凉无改节，夷险有忠谋”，无论世事怎么变化，绝不趋炎附势，改变自己的节操；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，都能一如既往为国家出谋划策。

　　张孝祥憎恨贪官污吏，在荆南（今湖北荆州）任官时，当调查得知金堤决堤的原因竟是负责修堤的官吏把民夫挪作私役，又收受贿赂放走民夫，以致工程草草完成，江堤渐渐单薄，最终溃决。他特作《金堤记》，记录这些官吏徇私舞弊的情节，并筑亭将《金堤记》刻于壁间，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，告诫后人。

　　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张孝祥病逝于芜湖。他去世那天，“商贾为罢市，两河之民多思之”。宋孝宗得知，有用才不尽之叹。

　　张孝祥出身书香门第，学养深厚。张孝祥十分重视学习的功用，他曾说“学者政之出，政者学之施；政不于学，则无道揆法守”，精辟论述了学习与治国理政的关系，强调了学习对从政者的重要性。他在《勉过子读书》中写道：“学无早晚，但恐始勤终随”，着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，不可“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”。

　　张孝祥善诗文，尤工词，有《于湖居士文集》《于湖词》等传世，与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。（许克飞）